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困境：突围向何方？
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
“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
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的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
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
“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
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撒离中央苏区。
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
“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
“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
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
“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
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
“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
同时强调：
“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
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定，意味深长，以致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
虽然埃韦特试图淡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顺理成章。
中央红军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
“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
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人的想法：
“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
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2、试探：抗日先遣队的使命
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業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
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
“虽然敌人从4军团年的远征时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前一年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完全一致。
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汇报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
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几乎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想到中共的可能动向。5月中旬，蒋介石指示：
“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鄢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广昌战役后，战场上不利的形势使红军的战略转移更加迫在眉睫。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
“(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第十九师受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
3、寻路：红七军团的东进
7月7日，红七军团奉红军司令部之紧急命令在瑞金集合，它被重新命名为“抗日北上先遣队”并立即东进福建。这支部队包括三个师，共计人。
高级领导人包括司令员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刘英。以上所有任命都与红七军团相同。高层领导的唯一变化是党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派来负责监督全军工作。
在抗日先遣队组成几天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发表了一项庄严声明，该声明由苏维埃政府代表毛泽东和红军代表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签署。声明号召全民族爱国人士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我们不会放弃通过与国民党反动派无数次流血斗争建立起来的反帝革命根据地，这一点不容怀疑，然而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决不能坐视中国落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不能坐视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者的杀害和奸淫，也不能坐视东北抗日义勇军孤军奋战，因此，尽管我们面临与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决战，尽管有各种艰难困苦，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以最大之决心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正如李德事后在回忆录中所说，“北上抗日”，只是一个口号。红军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如此严峻，使得国共双方都不可能相信红七军团北上同抗日有任何联系。
数年后，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一篇文章中当时中央所发布的一些命令。中央命令要求先遣队“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换句话说，红七军团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近所讨论的新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基本宗旨是到外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以求分散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红七军团离开苏维埃城市瑞金和汀州后，向东挺进福建，在英勇善战的24岁的军团长寻淮洲的指挥下，红军迅速冲破敌人防线并成功地攻下大田和龙溪口等城市，继而渡过闽江深入福建中心地带。8月1日，红军在水口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最终以后者的溃败而告终。寻淮州指挥部队紧追逃兵，逼近省府福州。
一段时间内，红军甚至冲入该市中心。红军的突袭使蒋介石感到震惊，迅速调集军队解救福州。国民党又增派了两个整师防守福州，使得红军一个军团难以攻破该城。
寻淮洲最终不得不召回攻城的部队，9月间红军该部由南向北扫荡东部沿海地带，攻下罗源和宁德两个县城随后又弃城而去，进入浙江。尽管在浙闽边界得到一些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增援，但到9月下旬这支队伍只剩下人。
由于没有达到任何确定的战略目标，加上又得到中央红军决定从中央苏区撤退的意外消息，红七军团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央代表曾洪易建议将红军分为小规模的游击队，在崇山峻岭间隐蔽作战以等待时机。而军团长寻淮洲却不接受这种悲观的论调，他坚持继续北上。在浙江常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在所属部下的大力支持下，寻淮州占了上风并于10月初将主力部队余人拉到了赣东北部的重溪。
4、重组：红十军团北进
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委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方志敏解决红七军团的内部争论并改组抗日先遣队，方志敏等人到达重溪见到红七军团，随即召开了联席会议。
在重溪会议上，方志敏扮演了一种监督员和调解员的双重角色，曾洪易和寻淮洲两人均受到批评并被降级。曾被解除了军事职务，留在赣西北任省委书记；寻被任命为红十军团的十九师师长；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担任总的领导。
年10月24日，改组后的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继续北进，也可以说走上长征的第二阶段。年下半年的先遣队高级领导人名单如下：
年10月的抗日先遣队
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成员：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涂振农
红十军团司令：刘畴西
政委：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
第二十师师长：刘畴西
第二十一师师长：不详。
寻淮洲似乎把对同志的满腹怨气化成了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他立即率领部队开始北进。他越过怀玉山，在常山击溃浙江军两个团，挺进距省会杭州90里之处；由此调头西北直插安徽，穿过宁德和江县，直逼长江重镇芜湖。同时，在方志敏的指挥下大部分抗日先遣队于12月直接由江西西北挺进安徽南部。
为了进一步协同作战，方志敏把寻淮洲部调回司令部。12月中旬，全部共1万人会合于安徽汤口。
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撤退之后，蒋介石可以很容易地召集大部分军队对付抗日先遣队。王耀武是后来指挥击败方志敏部队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根据他回忆，国民党七八个师和若干独立旅共计20万人参加了这场军事行动，此外浙江和安徽的保安部队和当地警察奉命在各省内截击红军。
红军部队在汤口停留了两天之后继续北上，由于国民党追兵不舍，方志敏和其他指挥员决定予以反击。年12月14日，两军在谭家桥展开决战。尽管红军对王耀武所率一个旅进行了伏击，但却未能给予致命打击，经过一天的激烈交火，红军牺牲人，最为不利的是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英勇战死在疆场上。
方志敏被迫下令撤军。谭家桥之战的失利和寻淮洲的牺牲使红军士气大跌，并引起领导层之间的各种疑难。方志敏率部在安徽南部一带辗转月余，却看不到继续北上会有何前途，他于是打算回到赣东北老根据地去稍作休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盘踞在赣西北苏区并在那里建造了密密的堡垒岗。
年1月10日，抗日先遣队或者红十军团停止北上开始南下，沿途不断遭到敌人前后夹击。在方志敏、粟裕和刘英的指挥下，保留下来的部队中有人好歹闯出敌人封锁区。
主力人，由刘畴西和王如痴率领仍然滞留在怀玉山北侧。
为了履行总指挥的责任，方志敏决定单身再次北上，与部队主力并肩作战。经过几次战斗，到1月底方志敏和刘畴西所率人又损失了一半，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只好分散隐蔽于树林里，灌木丛中。
5、方志敏的总结：缘何失败？
王耀武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红军的窘迫处境：
在各部出发后，有时听到一阵一阵的枪声，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民党军射击，因手冻僵，扣不动手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民党军投掷手榴弹因臂及手被冻僵，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缴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
年1月29日，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在江西德兴地区被捕。后来在南昌遭到杀害。
抗日先遣队历时7个月跨越四个省的长征最终惨遭失败。方志敏一直认为是自己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导致了抗日先队的失败。被羁押在南昌监狱期间，他不断回顾自己的军事失误。
下面一段话摘自方志敏在南昌狱中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书，表明了方志敏高贵而无私的自我批评：
早晨醒了，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但未起来。这时候，最容易发生回忆。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苦的，就是想到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哪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哪些是错了的，哪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哪还会失败?自己哪还会做俘虏?正如刘王下棋，忽一个叫起来“唉!动错了一着!”蠢才!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我在自己骂自己。有时，我捏紧拳手用力地向自己身上捶一拳、独自忿忿：打死你这个无用的人!
实际上，方志敏的北上使命本来就是一种牺牲性质的，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央苏区领导人的最初目的是试图以“抗日先遣队”为代价扰乱敌后，解除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红军主力放弃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后，方志敏的小股队伍更成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牺牲品。方所领导的军事活动的真正意义，恐怕在于在东部牵制了为数众多的敌军，由此便利了年底至年初中央红军在西部的突围活动。
除此以外，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和刘英所率领的数百人最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方志敏的悲剧在于起初他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实使命，最终他也不明白自己行为的真实效果。
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
“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意图明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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